吕途:为中国女工作传_新闻_昆明信息港

吕途:为中国女工作传

2018-02-12 10:43:43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吕途:为中国女工作传

2015年冬,吕途在北京皮村的房间里。图/受访者提供

    吕途决定去苏州打工。那是2013年,她通过中介公司,拿到了一张身份证复印件,名字是别人的,年龄也比自己小十多岁。进入工厂之后,她被分到了夜班,从晚上8点一直工作到早上8点,工作内容是贴标签,需要将手指形状的标签,贴在电脑屏幕的前框上。除了点名的时候,姓名在这里并不重要。晚班车间里60个工人,但互相之间很少交流,除非本来就是同乡或者朋友。

    吕途害怕暴露自己的身份,不敢给亲友打电话,回到宿舍便蒙头睡觉,不睡觉的时候,则用书做伪装,在本子上做记录。室友还是觉得奇怪,因为很少有人会看书,她们一般会看电视剧。没有人会想到,这个人以前曾是留洋博士、大学副教授、前外交官太太,多次担任国际项目的负责人,后来却决定回到中国,长期在北京一个名叫“工友之家”的机构任职,专门从事城市打工群体的研究。工友之家的办公地点位于北京东五环外的皮村,因为打工文化博物馆、文学小组和工人大学等,面向打工群体的组织和活动而为人所知。

    决定去工厂的时候,吕途已经出版了“新工人”三部曲的第一部,名为《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新工人”这个名称并不是吕途的首创,在她的书里成为了对那些在城市打工群体的代称,并开始被更多的人所知。但她觉得单纯做调研还不够,到生产线上亲身体验,或许是一个更有效的方法。后来,第二部《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也很快面世。

    除了写书,吕途开始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工友的社区建设中来。“工友”是打工群体相互之间的称呼。吕途参与到工人大学的教学和管理,专门为工友提供免费的培训和教育。在工友之家,不定期参与组织文化活动的青年教师还有很多,但像吕途这样选择长期全职在这里工作和生活的青年学者,除了她,还没有第二个。除了教学和研究,吕途在近两年还有了另外一个角色,在工友之家承包的桃园中“领养”了100株桃树。

    今年,第三部《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出版,讲述的是女工的故事。吕途采访了将近100名女工,选出了34个故事。“一个完整的生命故事本身是最有力量的,我希望更好地去呈现社会的样貌,并让它具有更强大的分析背景和信息。”她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故事的主人公涵盖了不同的年龄和地域,最年长的已经66岁,是吕途的一位女性亲属,最年轻的则只有23岁。她们的足迹遍及东北、北京、天津和苏州等地,从曾经的老工业基地到如今的新工业园区。打工群体一直是相对弱势的社会群体,而女工则是这个群体中更为弱势的一部分。吕途试图为她们作传,让她们的声音和故事被更多的人知道。

    “时差”

    吕途并不是真名。她本来姓林,为了写书,才专门起了这样一个笔名。“吕”来自她母亲的姓氏,“途”则意味着总是在路上。事实上,她的生活轨迹也的确如名字所暗示的那样,不仅奔波于不同的地域和国家,总是分离与聚首,也穿过不同的阶层和人群,记录差异与命运,并试图消除误解与偏见。因为这些复杂的生活与工作经历,吕途坦言自己好像已经过了“四辈子”。

    《女工传记》出版之后不久,吕途便又离开北京,回德国陪自己的两个女儿过圣诞节。两地之间相差7个时区,吕途还是有些不适应,这几天经常凌晨三四点就醒了。自从2008年回到中国以后,自己的生活就被分成了两半。每年的一大半时间里,她在工友之家上班,或是去其他城市的工厂做调查。调研和访谈全部结束之后,她便回德国待一段时间,转换身份,一边写作,一边陪两个女儿。

    但相比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时差问题又根本算不得什么。在没有做出选择到工友之家工作之前的那些年,吕途的生活看起来很顺畅,后来过得也非常体面。但内心的时钟往往无法与外在的时刻表相协调,吕途总是想找到一个更理想的步调和节奏。

    她出生于1968年,从小在吉林长春长大,父亲在报社工作,母亲是老师。从出生到读大学之间的17年,便是吕途的“第一辈子”。

    1990年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后,吕途选择留校任教,做了12年的大学老师,一直做到了副教授。期间,她在荷兰拿到了妇女与发展专业的硕士和发展社会学的博士学位。在此期间,吕途参与过很多国际组织的扶贫项目,担任中方专家,几乎去过国内的所有省份。可是,她却觉得这些看起来很“高大上”的项目其实很“奇葩”。

    每一次扶贫项目落实下来,吕途所在的专家队伍住在五星级饭店,需要出席地方领导组织的招待会,从省里到市里,再到县里,经过了层层“关卡”之后,才终于到了村子里。当吕途对当地的农民进行访谈的时候,几乎不知道如何面对对方的双眼。她有时候会觉得有些别扭,不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又能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2002年,吕途离开了中国农业大学,作为家属,与身为欧盟外交官员的丈夫一起去了印度尼西亚。由于外交官的夫人被禁止在其任职国有任何正式工作,吕途成为了一名全职太太,生活围着丈夫和女儿转。她还是觉得别扭,无法习惯自己的新身份。

    雅加达的生活安稳而舒适,曾经的教室、田野和山村变成了如今的落地窗、后花园和游泳池,一切琐事都有佣人负责,她却觉得自己失去了原本的社会属性,有时候甚至会觉得痛苦。“当时我感觉自己的生命力在衰竭,作为一个人和作为一个母亲,我的能量越来越少。”她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

    起初,吕途以为只有自己这样。去接孩子的时候,看到同样在外面等候的外交官太太们,交流之后才发现,很多人也跟自己一样不快乐。虽然名义上是两个女儿的母亲,也可以跟她们朝夕相处,可是她觉得那样的自己其实是残缺的。她想去做一些更加有意义的事情,也许跟女儿相处的时间会少一些,但那样的自己才是完整的,她才会在面对女儿的时候,有更多的自信和勇气。

    后来,由于丈夫工作任期到期也由于一些家庭情况的变化,吕途终于得以从全职太太的身份重回社会,在比利时最大的银行担任高管。出于自己之前专业的关系,也出于对中国女工问题的兴趣,她一直没有放下对这个领域的关注。2008年1月,工友之家的负责人之一孙恒邀请她去任职。当时,工友之家已经搬到了位于北京东五环外的皮村,条件非常艰苦。也许等十年以后吧,吕途想,而且那时候孩子们都长大了,她就可以不用有任何顾虑了。但仅仅几个月后,吕途还是遵从了内心的想法,成为了北京工友之家的一名员工。

    正如之前所担心的那样,吕途对皮村的生活条件以及周围同伴的一些习惯并不适应,在工作方法和态度上也会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但相比于她在工作中的进展和收获,这些问题都成了小事。她将自己的“时差”倒了过来,周围的同事也开始慢慢地接受她。

    为“新工人”立传

    第一次跟工友之家结缘是在2003年。那一年,吕途博士毕业,担任一个亚洲社会运动研究项目的中方负责人,负责两个议题。其中一个是关于农村女性与土地关系的,涉及婚姻和土地制度;另一个则与打工群体有关。这是她第一次将目光聚焦在打工群体身上,当时大家对这类群体的通行叫法是“农民工”。吕途联系上了工友之家的前身,当时还叫农友之家,位于肖家河,孙恒是其中的一位负责人。

    孙恒有时会组织面向工友的文艺活动,在建筑工地的简陋舞台上演唱自己创作的歌曲。他不觉得吕途和她的外国伙伴所做的研究有什么用处,自己也不出面,而是将吕途介绍给机构里的其他负责人,比如王德志。但那时候,王德志对吕途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就一个搞研究的呗,还带着印度人请我们吃过一次饭。”他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觉得吕途这样的“知识分子”跟他们这样“野路子”出身的“土包子”毕竟是很不一样的。

    吕途心里有些难过,当天就将孙恒的手机号从通讯录里删除了,但是她跟工友之家的缘分并没有因此中断。2007年到2008年,吕途经常回国参与一个服务家政女工的项目,叫“社区姐妹行”,得到了工友之家的支持。后来到工友之家正式任职的时候,吕途开始继续对打工群体的生存状况和打工子弟的教育等进行调研,撰写报告,这些工作为后来的“中国新工人”系列打下了基础。

    第一部《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出版于2013年。经过了大量的访谈之后,写作主题才开始清晰起来。吕途访谈了100多位工友,涉及了多个主题,包括居住状况、子女教育和拆迁问题等等。她在书里指出,中国经济的崛起是以庞大打工群体的集体迷失为代价的。他们夹在两种现实之间,许多问题没有引起重视,很多权益也无法得到保障。“待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乡村”是她对这种尴尬处境的概括。在这种艰难状况下,真正的觉醒显得尤为重要。

    写《迷失与崛起》的时候,吕途还是按照学术研究的写作方式,试图描绘出打工群体的整体生存图景。但到了写《文化与命运》的时候,吕途有意地减少了理论的分析,她希望那些普通的工友也可以读懂。“本来我以为自己的语言已经够朴素了,但其实里面还是学术化的思路,包括归纳和分析。”吕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她还是觉得,首先得让工人能够看懂,至少愿意看,这样才有对话的基础。

    到了写《女工传记》的时候,分析和总结被故事和对话所取代,她将自己的叙述比重降低到最低值,让女工发出自己的声音。

    2016年10月,工人大学14期研修班的毕业典礼上,吕途(左四)和所有女学员一起合影。图/受访者提供

    有的采访对象生于20世纪50年代,曾在国企工厂工作,在经济浪潮下,经历了下岗和再就业的种种波折。他们在官方的话语系统中曾是“主人”,但在后来的境遇中不断变成了边缘群体,没有了发声的通道。

    那些到城市里打工的女性则从一开始便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生存境况,在社会保障、性别关系等问题上往往处于弱势。但年轻的一代呈现出比上一辈人更加自主和自我的特点,有了更多的选择权,但在婚姻和就业方面同样面临着很多压力。

    寻找家园

    皮村的生活条件对于吕途来说并不容易适应。城中村的环境跟城市相比,完全是两个世界。每一天,飞机从头顶呼啸而过,起风的时候,街道上时常伴有沙尘。宿舍里烧土暖气,也不能经常洗澡。厕所味道很大。

    吕途想要在这里做研究,首先要跟同事和工友打成一片,但做到这样并不容易。平时住在一起,每个人一个小房间。据王德志回忆,别人的屋子都比较随意,但是吕途把自己的屋子收拾得很有“格调”。别人的家具都是二手货,而她屋子里的则是从宜家买的。

    工作之余,吕途会跟大家一起聚餐。几个男同事比吕途年纪小一点,高兴的时候,喜欢喝酒,但喝起来没有限制,没日没夜,也不分中午和晚上。有时候喝大了,话不投机,也会互相大打出手。吕途对这样的行为会当面劝阻。不听劝的时候,吕途便直言对方不把她当自己人,他们的老婆劝阻的话可以听,自己的话却不在意。

    看起来,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建造内心的理想家园似乎难上加难。但吕途觉得,如果目标一致,这样的问题便不成困难。王德志名义上是吕途的领导,有时候两个人会有不同的想法。“我们常常会结合具体经验来处理一些问题,但她比较喜欢从理论的角度入手。”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尽管如此,共同的目标还是能够让大家力往一处使。吕途除了在理论上的知识储备,在性别意识上也会给周围的男同事以启发。

    除了做研究,吕途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参与工人大学的教学工作,身份是总辅导员。教师是她的老本行,只不过面对的不再是大学生,而是各行各业,其中大部分都是工友。工人大学的正式称呼是北京同心创业培训中心,是工友之家在北京平谷区租下的一个已经废弃的小学校园,距离北京市区70公里。

    工人大学的房子非常破旧,屋子里烧了土暖气,但还是非常冷,吕途专门做了很厚的棉被和褥子。许多工友会有各种困惑和疑虑,也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他们来到工人大学,希望得到答案。大家坐在一起,互相讨论,而吕途则会对他们的问题进行阐发,并给出建议。许多工友需要协调时间,专门来听课。后来,手机普及之后,授课方式发生了转变,由远程和面授共同组成。吕途有时在外地做调研,或是回欧洲居住,但课程未曾间断过。

    工友小海是吕途的学生,本身是工友之家同心互惠商店的一名店员。来到工友之家工作之后,小海也经常参加活动,才知道那个写书的吕途也在这里工作。他之前曾在苏州工业园打工,知道吕途在做自己这个群体的研究,后来也来到了苏州做调研。他在QQ上有吕途的联系方式,但并没有见过面。去年,小海报名参加了工人大学,每周六都会定时参加吕途组织的微信群课堂。“像我这样以前在工厂里打工,比较敏感,处于一个比较分裂的状态,在这里的工作和听课让我的这种焦虑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对吕途来说,在工人大学授课其实也是做调研的一种方式,她近距离地与这些工友接触,了解他们的困惑和感受。本来大家对她都比较客气,按照她的真名叫她林老师,后来,距离近了,很多人开始改变称呼,叫她“林姐”。

    2016年,吕途成为了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园丁”。工友之家在工人大学附近租下了34亩果园,建设成了同心桃园,种下了1600棵桃树,收益被用来支撑工人大学营地的日常运营。吕途写完了《女工传记》初稿,有了更多的时间,便定期去园子里干活,“领养”了100棵小桃树。

    小桃树一开始都是密植的,通过大量的浇水和施肥,来弥补因为空间密集而造成的营养缺失。但吕途不同意这样,她觉得即使结了桃子,也不会甜的,便坚持将密植的桃树分散开来。她在平谷见过很多果农在种植的过程中大量施肥和打药,结出的果子虽然又大又多,但没有什么甜味,最后又不得不将桃子低价成筐出售。

    “这些年来,一直在推行所谓‘工业化的农业生产’,大家好像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桃子是这样的结果,人也常常这样。转变的过程很难,但不直面痛苦,便没有未来。”吕途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编辑:实习编辑承佳炜责任编辑:徐婷
昆明信息港官方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