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族无处安放的青春
一套房子，容纳着不同的酸甜苦辣。面对早晚相见的室友，可能没有电视剧《爱情公寓》里的潇洒和欢乐，更多时候只能躲在自己那个逼仄的角落，小心冀冀地捍卫着内心的自尊。
这就是群租，住在里面的人被称为“蚁族”。但在北上广等城市，群租被明令禁止，云南也不例外。2011年施行的《云南省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厨房、卫生间、阳台等不得出租供人居住，且租赁双方需要到主管部门备案登记。这等于是宣告了“群租时代”的终结。
然而，3年过去了，群租现象真的终结了吗？蚁族背后，有着怎样的无奈和现实？
“蚁穴”中的奋斗 理想向左现实向右
一些初涉职场的年轻人更倾向合租。记者高伟/摄
随处可见张贴的合租广告。记者高伟/摄
“昆明太累，我想回家……”看着满屋子的编织袋，赵茜茜放下了手里的抹布，将脸深深地埋在手掌中。她实在不想再搬家了。
从2009年到现在，赵茜茜、李晨、王露（均为化名），3个来自曲靖的女孩，日复一日地奔波在昆明。她们记不清曾搬过多少次家，曾和多少陌生人租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每次赵茜茜跟李晨诉苦，李晨总是静静地听着，给她支招：“忍着”。
合租让她们走在一起
“我想我可以留在昆明。”赵茜茜想着。为了找住处，她碰到了同在昆明的另外两个女孩。
2009年2月3日，春节刚过，赵茜茜提着行李走出昆明火车站，夜色中的昆明闪烁着各色光芒。从小到大，她无数次地经过这座城市，这一次，她想留在这里，“读了4年的一本，我想我可以。”
拓东体育馆后门附近，有一座被称为八一大厦的红砖房。上世纪80年代建成后，曾经是上百名工厂职工的宿舍。时过境迁，当年的工人们纷纷搬离，昏暗的楼道内，弥漫着蜂窝煤的味道，紧闭的门内偶尔传出一阵吵闹声。
赵茜茜看着房间里的另外两个女孩李晨和王露，抿着嘴腼腆一笑。不大的房间，让她们相遇。
房间有些旧，有一个卧室和一个客厅，绿色的墙纸已经脱落，泛起一股股霉味，厨房拴上了大锁，被房东用来摆放杂物。
春季的人才招聘会，王露穿上了刚买的西装，带着简历赶了个大早。“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但人才市场早已被人群挤满，两天下来，王露没有遇到一个合适的单位。
李晨的命运也类似。起初的第一个月，找工作成了3个女孩最大的难题。王露打电话给家里的次数也越来越多，有时候甚至会打到凌晨，伴随着哽咽声。和王露同住在客厅的李晨钻出被窝拿出卷筒纸递给王露，呆呆地看着她，想说点什么却又张不开嘴。不时，赵茜茜走出卧室，3个女孩从凌晨一直聊到天亮，话题都是生活的重压，苍白的青春。
八一大厦仅在楼道上有两个独立的洗漱间，因为常年没人修复如今早已废弃。经过半年的相处，3个女孩早已成为了姐妹，每天早上李晨都会抬着大家起夜用的痰盂缸，走向百米外的公厕。
3个女孩总算都找到了工作。5月上旬，她们相继领到了自己的第一张工资条。晚霞中，3个女孩勾着手，走在大街上，她们第一次感到被这座城市所接受。那夜，赵茜茜在日记里写到：“丑小鸭迟早会长大，会展翅高飞，会看到最美的日出。”
不过，好景不长，很快她们就和房东发生了争执。“我这里是一环，旁边都涨了，我不可能不涨！”第一次争执，是王露和房东。一年租期到了，房东来收钱告诉3个女孩，以后每个月都将增加100元，不然就不能继续租给她们。
“我们一直租的，为什么涨租都不跟我们提前说一声！”争执变为争吵，激动的王露随手拿起充电器砸坏了玻璃。于是，房租由原来的400元每月涨到了700元每月。“你爱租不租，反正已经到期了。你下个月不交，就走人！”撂下这话后，房东夺门而去。
姐妹几个收拾完行李，紧紧拥抱在一起。李晨决定搬到公司的群租房，王露准备和男友另找房屋，赵茜茜只能将行李放在单位，晚上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边工作边找房。
爱恨交加的公司宿舍
公司为员工租的房子虽然有些不便，但李晨认为有个好处就是可以省房租。
大东新村，一个建于1996年的小区，里面有多个单位的职工住房，如今，这里成为一环内并不多见的租住大院。李晨的行李很少，她把东西都塞到了床下。两间卧室、一个客厅外加一个厨房，早已被隔断成了近20人的大宿舍，每间房屋内至少摆放着4张高低床，最多的一间则摆放着8张高低床。窗口的梧桐树将阳光遮蔽，即使在白天，李晨租住的房间依然显得阴冷。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早上7点，歌声从卫生间断断续续地传出，时高时低，李晨使劲地睁开疲惫的双眼，她知道又是旁边的小李在唱歌。歌声绵延了10多分钟，李晨想睡却睡不下，心中的怒火让她眉头紧皱。她正想开口，旁边的房间先开骂了，“你还叫不叫人活的，你信不信我削死你！”
阿虎和小李是同事，住在一个房间的两人时常争吵，为了早上唱歌这件事，两人打斗过不止一次。果不其然，不到5分钟，厕所里又响起了噼里啪啦的响声，随即走道上响起了匆匆忙忙的脚声步，大家开始劝架。
虽然有些矛盾，但住在公司为员工租的房子里，至少有一个好处，不用交房租。李晨每个月要向家里寄1500元供弟弟上学，留下的钱只能用于基本开支，王露和赵茜茜曾多次邀约她出去玩，但都被她回绝了。
2010年的平安夜，宿舍里寂静无声，同事们都邀约着走向了南屏街。李晨一个人坐在床上，房间没有开灯，她在用手机听歌，依然是潘美辰的那首《我想有个家》。在歌声中，李晨渐渐睡着了。
“你别跑，站着给我喷……”房门被砸得“嘭嘭”响，走道上又响起了脚步声，同事们回来了，拿着喷雪互相打闹着。房间的灯光亮了，李晨叹了口气从被窝中坐起，她看着身边的女孩们爬到上铺，拿着洗漱工具走出走进，大声地和屋外的男生们嚷嚷着。
“啪！”电断了，顿时房屋里骂声四起，甚至伴随着砸东西后留下的碎裂声。早已没有睡意的李晨觉得自己的床板都被震得“嘭嘭”作响，左右摇晃。她想起了家，想起了赵茜茜和王露，想起了一部2010年非常卖座的电影《盗梦空间》。“你在等待一列火车，它会带你去向远方。你明白自己希望火车带你去向哪儿，不过却心存犹豫。”
李晨厌倦了这样的生活，却没有选择。
在昆明，像赵茜茜、李晨、王露这样的蚁族并不是个例。“这种现象由来已久。”昆明风之铃市场调查咨询研究机构的CEO石远曾对某家公司的员工进行过调查研究，该公司72%的员工均选择与他人合租或群租来解决住房问题，而在这72%的员工中绝大部分都来自外地。
“如果房屋支出大于总收入的30%，其基本生活就会受到影响。”云南财经大学房地产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张洪认为，昆明本地的租金和房屋消费成本逐年攀升。在国家物价上涨的大背景下，工资的涨幅却有所受限，“外来务工人员工资不高早已经是一个事实。”种种原因相加，外来人群采用合租、群租的方式，减少其生活开支已经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
“当然，除去这些基本原因外，年轻人的观念也在发生改变，他们更愿意将工资和积蓄投入理财产品中。同时大部分刚毕业的年轻人，也有的希望和别人住在一起，互相讨论，或者搭个伴。”张洪说。
越过越差的日子
从大学走进社会，赵茜茜心里有些落差，“现在成了这座城市的蝼蚁。”
李晨有点心烦，赵茜茜和王露找房子也很不顺利。
赵茜茜跑过很多家中介，留下了号码，也看过各式各样的房子。这几年房租一直在涨，如今在一环内要寻觅到一套月租1000元以下的房子，基本很难。对王露而言，还要同时观察周边环境是否安全、离公司是否近等因素，比对后没有2000元，根本不可能找到一套相对理想的房子。王露决定还是多叫几个人，再把客厅隔开，大家一起住，租金就能省下不少。
王露拨通了李晨的电话。“我看到一套房，两室一厅只要1500元，还是新房呢。我们一起租吧。”位于二环边的溪畔丽景吸引了不少租客。但面对这个曾经“同居密友”的邀请，李晨拒绝了。她已经习惯大宿舍的环境，更重要的是这里不要房租，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不便，但现在走道上增加了3个水龙头，不用再等别人洗漱；大卧室也被划分成了更小的隔间，人住得少了，晚上才能稍微睡得好些，“我还是住公司这儿吧，谢谢。”
赵茜茜从八一大厦搬出后，和男朋友搬过很多地方，每次住的都不会超过半年。曾经赵茜茜也搬到过大东新村，她和另外两个女孩分别向房东交了租金，男友则在朋友家借住。3个女孩间很快建立了友谊，她们通宵聊天，这让赵茜茜回想起了在八一大厦的日子。然而与之前不同的是，此时的赵茜茜已经交了男友，感情稳定。
相好的舍友、甜蜜的爱情，与李晨也相距不远，赵茜茜很喜欢大东新村，也向房东缴纳了一年的租金。可是，男友却成了另外两个女孩子的眼中钉，伴随着“啊”的一声，争执拉开了帷幕。“你男朋友怎么在我们这上厕所，你们搞错没有？两个人没钱买房就去睡大街啊！”赵茜茜拉住了有些激动的男友，眼泪顺着面颊流落。那一晚，男友站在窗边抽了一夜的烟，烟雾弥漫的房间里还有赵茜茜的抽泣声。
自此之后，争执的次数越来越多，曾经的朋友情谊早已烟消云散。
不久后两名舍友找到了房东，以高于赵茜茜租金100元的价格租下了房间。此时赵茜茜的租期还有两个月，但两名舍友拿出500元给赵茜茜，让她离开。50多岁的女房东在门口，无论赵茜茜怎么说，脸上没有太多的波澜。“我知道你们也不容易，但我们租房也是补贴家用，如果你出的价格比她们还高，我也还是会租给你的。”赵茜茜无奈地将收据递给房东，房东顺手便将收据撕碎，告诉赵茜茜以后她们就没关系了。
寻找房源并不顺畅，大多数房东都不愿意接受小情侣入住。最后，在和平新村，赵茜茜和男友以2000元的月租找到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面积70平方米。此时的赵茜茜告诉自己，自己租的房再怎么也要自己做主。她瞒着房东，在网上开始寻找着合租者。
“这两人看着挺好说话的，先租两个月给他们吧。”这套房子的一间卧室是赵茜茜自己住，另一间卧室租给了另一个女孩，客厅则租给了一个男孩。可不到一个月问题就出现了。女孩时常带着一男一女住进房间，开着音乐聚会到凌晨。住在客厅的男生则仿佛看上了赵茜茜，某天赵茜茜的男友看到男生发给赵茜茜的短信后又发生了争执。
“我们就是附近打工的，平常来的都是我姐姐和表弟，我们以后不会吵了。”得知赵茜茜要收回房间，女孩想着办法哄赵茜茜开心。“你这样我受不了，请你走吧。”
半年后，两对情侣住进了赵茜茜的房子。每天赵茜茜下班回家，隔壁房间的阿花总是做好了饭菜，有酱爆茄子也有红烧肉，6个人围坐在一张小桌子边，小碟子里的菜你拣一口我拣一口，很快就没有了。等到月亮爬上窗台，他们又坐到了一起打麻将或者玩 “三国杀”，等到烧烤摊出来了，便买点回来，边吃边打扑克。
这样的日子，对于赵茜茜而言确实很好。夜深了，赵茜茜却睡不着，在经历了那么多次搬家、见过那么多人后，她知道这样开心的日子总有一天会因为各种原因而终结，甚至大家会反目成仇，也许过不了多久他们又会搬到别处。不管怎样，赵茜茜感到自己越过越差，从当年象牙塔里的孔雀变成了这座城市的蝼蚁。
回老家继续梦想
王露准备回男友老家寻找安定的生活，赵茜茜有同样的想法，她也回了老家。
2011年6月1日《云南省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实施细则》正式施行。《细则》明确规定：“出租住房的，应当以原设计的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人均租住建筑面积不得低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人均居住最低标准。厨房、卫生间、阳台和地下储藏室等不得出租供人员居住。”该《细则》的施行，意味着群租被禁止。
云南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刘胡乐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熊斌，是该《细则》的听证代表之一。“群租房屋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不论对当事承租人还是小区其他业主都有着不小的危害。很多出租人将客厅也进行了出租。在这一点上，《细则》其实有所放宽。从中可以看出政府在禁止群租的同时，也关注到了合租的问题和部分市民的现实情况。”
云南财经大学房地产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张洪认为，在北上广等发达地区，随着城市保障住房的大力建设，出台这样的规定已具备执行条件。但就昆明而言，大部分务工人员自身的经济生活压力仍是事实，保障性住房建设也在近一步推动中，《细则》的实施又是否具备了成熟的条件？
2014年，群租被禁后的第三年，在富邦房产置业顾问余敏（化名）和其同事眼中，合租、群租不仅没降，反而逐年上升。2011年，余敏和同事在对租出去的房屋进行回访时做过一个简单统计，结果显示：出租出去的房屋有近60%最后都转为了合租或群租房。这个数据近几年上升到了70%以上。
余敏还发现，近几年群租现象已经从老旧小区转向了新建成的高层公寓。“在2008年以前，老旧小区是群租比较集中的地方，从近几年开始，很多电梯房也成为了群租的重点。”针对这一情况，余敏算了笔账。以东华小区为例，一套70平米的房子，年初的月租价为1600元，但房屋和配套设施老旧。而在上东城，一套75平米的房子，年初的月租价为2200元。但以群租方式进行承租，中间的差价便可分担。“我觉得这与城中村拆迁有一定联系，因为城边的廉价租房消失，同一位置上新建的毛坯房和老房子，它们的租金差异并不十分巨大。”
张洪对于城中村改造所带来的租房压力表示认同，城中村被拆迁后，外来务工者往往会选择通过群租以减少租金压力。同时保障性住房的不足以及城市保障制度的户口问题，也使很多外来务工人员难以享受城市居民的保障权利。
据了解，昆明市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自2004年启动以来，全市投资520.17亿元，多渠道筹集建设各类城镇保障性安居房254088套。目前，已开工建设244637套，共建成各类城镇保障性安居房217354套，1418.20万平方米。
而按照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关于“优先解决好进城时间长、就业能力强，可以适应城镇产业转型升级和市场竞争环境的人，使他们及其家庭在城镇扎根落户”的要求，同时根据不久前提出的户籍改革制度，昆明将鼓励长期在昆务工人员购买商品住房及二手房，在办理网签、签约及房屋权属登记的时候，不再要求提供一定年限纳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
张洪认为，户籍制度改革和对保障房户门槛的调整，将能有效地减少群租现象的出现。“保障房的建设也将极大地减少群租情况，但要马上解决外来务工人群的住房问题，还需要一定的过程和时间。”
现在，李晨坐在公司大宿舍里收拾着自己的被单，家里人开了个小店，她很想回去帮忙。王露准备结婚了，她把去年买回来的“福”字贴在了窗户上。“住完这两个月，就去男友老家打拼，也是在曲靖。”
至于赵茜茜，在被邻居投诉后，房东准备收回房屋。在这里生活了3年，床头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纪念品和书本，可当它们进入箱子却变成压在她身上的重量。10月19日，刚过去的周日，赵茜茜背着厚重的帆布袋、拖着偌大的行李箱，拦下出租车，目的地是昆明火车站，她要回曲靖老家奋斗。而她身后川流不息的街头，依然闪烁着绚烂的光影。（记者 朱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