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与抗战中的昆明

2014-08-15 08:55:34来源:昆明信息港

宋美龄视察遭日机轰炸后的昆明城 孙官生 供图

  抗战胜利69周年前夕,一张宋美龄视察轰炸后街头景象的照片被发现。发现这张照片的,是云南省飞虎队研究会。该会会长孙官生称,这张照片正是摄于昆明街头。

  有关宋美龄与昆明的历史研究甚少。孙官生研究了多年飞虎队抗日历史,公开发表和出版多种文章和书籍之后,又通过考证史料发现,宋美龄与抗战中的昆明不仅有着不解之缘,还有许多可为之称道的历史贡献。

  宋美龄与昆明的不解之缘

  对宋美龄与抗战中昆明的研究,是今年72岁的孙官生研究飞虎队和抗战史的深化过程。

  孙官生是国内最早一批研究飞虎队的专家之一。他在上世纪90年代时担任中共云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云南日报总编辑时,即受“飞虎将军”陈纳德遗孀陈香梅女士之托,在国内主流媒体率先宣传援华抗战的“飞虎队”,拥有大量有关“飞虎队”和驼峰航线的著述,并于此后组建了飞虎队研究会,成立云南飞虎队博物馆,考察出包括飞虎队公墓在内的大量重要抗战史发现。

  这次,由都市时报独家披露的这张宋美龄照片,孙官生认为拍摄时间是在昆明某次遭受日军轰炸之后。他认为,宋美龄身旁的人,极似当时“云南王”龙云的二房夫人。

  孙官生对日军轰炸昆明期间的历史有全面的研究。在此之前,他曾依托原有统计,得出一个结论:日军在对昆明长达5年多的轰炸中,“损毁房屋之多,超过了重庆大轰炸”。

  多年的抗战史研究,孙官生发现,宋美龄与昆明有着不解之缘。他称,早在1935年宋美龄第一次随蒋介石到昆明时,便“爱上了昆明”。

  宋美龄对昆明干净的市容和文明的市风印象深刻。她在文章中曾写道:“昆明城的街道十分干净整洁,建筑物都是同一色彩,和我们在其他地方见到的那些杂乱的建筑物相比,使人感到更舒服。” (宋美龄:《蒋夫人言论汇编》)

  宋美龄还特别注意到:“昆明街头的行人已分为左、右两边行走,并以最有秩序的方法往返。”孙官生表示,这一文明习俗在今天已是常态,但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街头,还是非常罕见的。

  很难确定宋美龄在抗战中到过昆明多少次。但孙官生指出,在抗战中的许多重要时刻,作为中国航空委员会的秘书长,宋美龄曾多次来到昆明,“对中美飞虎队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空军之母”称号的由来

  1941年12月20日,美国志愿航空队在昆明首开对日空战,并创下对日机9:0的战绩,从而免使昆明再度发生 “交三桥惨案”那样的悲剧。但是,1941年的这个冬天对美国人而言同样是难以接受的悲痛,因为12月7日,日本偷袭了美国珍珠港。

  中国对日展开空战实际是持续到抗战结束的,陈纳德因此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一笔不可抹杀的功绩。孙官生表示,陈纳德之所以能发挥如此之大的作用,是与宋美龄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事实上,陈纳德在接受宋美龄邀请后,刚到中国时,发展环境十分恶劣。据称,陈纳德刚来到中国时,蒋介石曾送给他一张大额支票,用于打点各方,“自如活动”。

  陈纳德拒绝了那张支票,不过,随后的一些问题,他也无能为力。孙官生说,彼时中国空军飞行员多是富家子弟,往往是靠走后门进入的航校。在这样的环境下,蒋介石曾一度信赖的意大利飞行教官,往往随便应付了事。这使得真正的飞行训练和空战中问题百出,损失惨重。

  宋美龄知道在那样的培养条件下飞行员的真实水平。一次,她目睹一批去上海执行夜间轰炸任务的飞行员返航降落时, 11架飞机中有5架着陆时失事,造成4名飞行员丧生。而因为训练不严格而导致高昂的损失,孙官生说,类似的例子并不在少数。

  陈纳德试图努改变这种现状,他提出,在昆明航校训练不合格的学员,要坚决清退,即使是正规的中国空军军官,也必须进行基本的飞行测试等六条措施。

  这遭到昆明航校的中方首脑周至柔的异议,周甚至向重庆方面报告。但最终,作为航空委秘书长的宋美龄坚定地站到了陈纳德一边。被置于严格管理之下的昆明航校,很快刹住了走后门的风气,招收学员 “千军万马,只取其一”。

  据飞行员陈炳靖回忆,在航校十二期招收学员上,“全国各地共有四万多名青年人投考空军,一共才录取三百人,但真正能飞出来,没有被淘汰而毕业的只有107人”。

  孙官生在研究当时的飞行员回忆史料时发现,陈纳德治军很严格,学员入学首先是初检,随后复检笔试国文、英文、历史、地理、时事等的考卷。而到了昆明航校,还要进行一次严格的体格检查。学员入学之后,还将接受严格的培训,训练合格的,会送到美国接受训练;而不合格的学员则直接清退。至于那些送到美国接受训练而不合格的,则会留作地勤。

  严格培训中国的空军,是陈纳德一生最显赫的成就之一。陈纳德曾写道:“到战争结束时,中国空军已是一支配备有素质良好的地勤和空勤人员的战斗力量。如果在训练和装备情况相同的情况下,我相信作为空军人员的水平,他们要高于日本人。”

  陈纳德的成就背后,有着宋美龄一以贯之的坚定支持。宋因此被称为“中国空军之母”。

  战役关键时刻的空军之力

  有关1942年5月中国抗日军队在怒江“惠通桥”阻挡日军的历史,多数说法是中国守桥军队炸断惠通桥,彻底阻断日军进军云南腹地的步伐。

  但是,孙官生指出,历史并没那么简单。他的理由在于,虽然桥被炸断,但彼时已有一小股日军力量乔装成难民过了怒江,到达怒江东岸,而在怒江西岸的日军已经将卡车、装甲车和重炮散布于西岸20英里长的蜿蜒的山坡路上,正等待工兵在怒江上搭浮桥。

  情况是危急的。日军有先进的摩托化部队,在此之前,4月30日,日军第56师团攻占缅甸腊戌后,迅即组成一个装甲车先导部队,于5月2日攻下畹町,随后遮放、芒市、龙陵等地也相继沦陷。至5月5日,日军已进抵惠通桥,且有一部渡过了怒江。孙官生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日军借其先进装备,一旦渡过怒江,最大的可能是迅速攻占昆明,那么唯一能向中国运送军需物资的道路就被彻底切断,“意味着中国的抗战完结”。

  而此时扼守惠通桥的地面部队,是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宋希濂指挥的七十一军所属三十六师。

  三十六师在5月8日上午消灭了怒江东岸的日军,此时抗日军队需要趁势反攻,争取主动。而这时陈纳德领导的飞虎队和中国空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之前,陈纳德在5月6日便紧急致电宋美龄说:“目下情况紧急,除非炸毁公路和桥梁,并组织有力的反击,不然,日军可能驱车直捣昆明。”宋美龄回电予以批准,同时表示,“感谢他们(志愿队)的忠诚,并望在此危亡之关键时刻再立新功”。接到回电,陈纳德立即部署次日飞虎队的行动。

  5月7日拂晓,一位名叫希尔的飞虎队战士,率领有4架P-40型飞机的小队从昆明起飞。这个飞机挂架上全带有杀伤弹,腹架上还有高爆炸弹。另外,一起赶赴怒江的还有4架P-40型护航机。

  此时,日军工兵已经赶到怒江西岸,开始准备搭浮桥,西岸的盘山路上挤满了黑压压的日军部队。

  希尔的8架飞机飞临保山上空时,正是一场大雨过后的晴空,能见度极好。他们迅速发现了日军。在一个峡谷口,希尔投下了高爆炸弹,炸崩了山坡,滚落的山石堵住了日军的退路。与此同时,希尔率领的小分队对盘山路上的卡车进行分头轰炸,又用机枪进行俯冲扫射。

  当轰炸机组投完弹之后,护航的4架战斗机又飞下来,用机枪猛攻燃烧的日军浮桥和架桥设备。日军开始溃逃。

  随后几天里,中国空军的一队轰炸机和10余架苏制双引擎轰炸机也投入作战。陈纳德集中所有空中力量,于5月8日击溃日军,让滇缅公路上仅存的敌军退回缅甸。

  5月12日,陈纳德给宋美龄拍去电报,汇报战果:

  “志愿队昨天炸毁或击毁75至100辆向南行驶的日军卡车。这支纵队的尾部正在进入畹町市,其头部在该市以南。20多辆卡车正在燃烧,还有更多的已损坏。轻型坦克上有火力还击。从怒江以西的侦察显示,只有间隔很远的零星车辆在行驶,估计在畹町以北日军的兵力已不足一个营。今天早晨,沿怒江的侦察未发现敌人行踪。”

  “飞虎队和中国空军在怒江上空挽回了中国失败的命运。宋美龄救了昆明”。孙官生说。(记者尹翔)

编辑:陈盈盈责任编辑:徐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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